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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I自由化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收錄:2017-07-14] [作者: 范娟] [服務:論文代寫代發] [字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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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范娟(1976.10-) ,性別:女 民族:漢 籍貫:北京市 當前職務:干部 當前職稱:中級 學歷:本科 研究方向:管理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直接投資(FDI)迅猛發展,已經大大超過國際商品貿易的增長速度,并且還有加速增長之勢,成為推動經濟全球化的主要力量。東道國政府以吸引外國投資者和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為主要目標,爭相減少投資限制,提供投資保護,提高優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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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FDI自由化的發展

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開始重視國際直接投資的利用,對待國際直接投資的態度由拒絕轉為歡迎。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外資政策,為了積極地吸引外資,不斷對外資政策進行自由化改革,以努力推進國際直接投資的自由化。從20世紀70年代末至今,中國國際直接投資自由化的發展在經歷了起步階段、平穩發展階段,再到現在的快速發展階段。

在這一階段,對外商投資企業逐步實施“國民待遇”原則,一方面取消對外資企業的優惠,同時也進一步取消對外資企業的限制而開放國內市場。

二、國際直接投資自由化對我國經濟的負面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自由化會給我國經濟帶來正面效應,同時也會產生一些負面效應。由于國際直接投資的負面效應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我國金融自由化的進程,因此,下面著重分析一下負面影響的各個方面。

(一)FDI大規模進入使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受到沖擊

FDI自由化程度不斷加深的過程也是民族資本面對外國資本在工業領域日趨激烈競爭的過程。對我國民族工業來說,主要是受FDI的壓制效應的影響,即FDI憑借其技術、規模等壟斷優勢,通過兼并收購和新建企業,擠壓我國民族企業,擠占我國國內市場,使我國的產業發展缺乏動態比較優勢而成長乏力。具體包括以下幾方面內容:其一外資對某些行業、產品的控制;其二外資收買、控制企業股權;其三影響民族品牌發展。

外資搶占我國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是實行品牌控制,據調查,與外商合資的大多數企業均采用外國的商標,外商通過收購或變相削弱中方商標的行為來逐步控制中國市場。通過長期的努力,我國一些企業逐漸樹立了自己的品牌,并在國內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構成了我國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基礎。而在與外資企業合資的過程中,不少企業為了引進資金和技術,低價或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

(二)FDI的分布不均使地區經濟差距拉大

FDI的地區分布主要是與我國的開放格局有關,因為我國的對外開放是漸次推進的,首先是深圳、珠海、汕頭、廈門4個特區,然后是14個沿海開放城市,再后是向內地延伸。1992年以前,在實際利用外資的總額中,投向東部沿海地區的占90%以上;1993年這一比重下降為87.4%,以后幾年大致保持在這個水平;西部地區10省區的情況變化不大,保持在3%左右;中部地區FDI所占份額由4.8%提高到9.3%。東、中、西部地區按面積計算,中、西部加在一起占全國總面積的2/3以上,而截止2002年吸引的FDI只占全國使用FDI總量的14.2%。而且,中西部地區外資企業總產出占當地總產出的比重,遠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和東部地區水平。在東部地區的一些省份中,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已經占到50%以上,例如福建為59%,廣東為58.35%,上海為53.31%。而西部一些省份中,外資企業工業增加值只占1%左右。這種投資格局導致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不斷擴大,中西部產業的競爭力日益下降,地區間經濟協調發展受到阻礙。

而隨著利用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商投資企業成為繼鄉鎮企業之后我國經濟增長的新增長點,地區利用外資規模差距的不斷擴大,成為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距不斷拉大的最重要因素。

(三)一定程度上加劇了我國產業結構的不合理狀況

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傾斜加大了我國三次產業的結構偏差。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對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偏低。在外商協議投資中,1979—1990年,第二產業的比重為60.3%,第一產業的比重只有2.9%,第三產業的比重為36.8%;1991-1999年,外商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上升為65.4%,其中工業的比重高達62.4%,而第一產業的比重下降為1.7%,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也降低為32.9%。截至2002年,外商投資行業中,工業位居首位,占外商直接投資全部協議項目總量的73.15%,占合同外資額的63.32%。第三產業利用FDI,占全部協議項目總量的21.68%,占合同金額的32.06%。第一產業利用FDI最少,占全部協議項目總量的2.88%,占合同金額的1.9%。由于外商對我國的直接投資集中于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部門,對第一產業的投資規模很小,對第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偏低,而且90年代以來這種產業傾斜更加突出,因而與國內非國有經濟的發展趨勢一樣,對我國三次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或者說,成為我國工業過度擴張而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從我國自身的產業結構發展看,產業結構低度化、趨同化的問題日益嚴重,即加工工業存在大量低水平重復建設的現象,導致結構性供給過剩,而外資流向不合理可能使我國的產業結構失衡加劇。

參考文獻:

[1]崔新健.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M].中國發展出版社,1999.

[2]侯本旗.當代國際直接投資與中國外資策略[M].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3]江小涓.中國的外資經濟—對增長、結構升級和競爭力的貢獻[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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