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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當代刑法立法思路的幾點認識

[收錄:2017-04-28] [作者:馬佳佳] [服務:論文代寫代發] [字體: ]
內容摘要:刑法立法本身因牽涉諸多利益關系,盡管在近些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也對刑法立法活動進行了調整和修正,但依然面臨新的難題。我國刑法立法在社會轉型關鍵期,需要從法益觀念的調整上賦予刑法新的機能。從立法思路上提出能動、理性、多元機制,以促進刑法更好的參與到社會治理實踐中。

  從當代社會犯罪行為的表現來看,一些具備明確分工、合作方式實施的危害社會的犯罪行為,在定罪量刑上面臨諸多難題,比如一些特殊的、有組織的恐怖主義、出賣人體器官,以及其他經濟犯罪,如走勢、強迫交易、傳銷等等,無形中拓寬了刑法懲治的范圍。對于刑法本身的修改與完善,盡管全國人大委員會也不斷通過《刑法修正案》等方式來進行了調整,但對于刑法立法所牽涉的范圍太廣,勢必帶來其他影響。為此,本文將著重就刑法立法的思路提出幾點看法。本文由教育大論文下載中心www.hhrpin.live整理

一、當前傳統刑法觀面臨的諸多質疑

從刑法立場來看,堅持罪刑法定觀念是維護刑法“鐵則”,保障個人自由,滿足社會法治的基本要求。然而,隨著刑法漏洞的不斷出現,特別是對于新型犯罪的裁定與量刑上,刑法如果堅持法治思想,則必然偏離傳統刑法觀所提出的規則約束。我們從刑法修正案的實施,將刑法作為社會治理的一種工具,用于從法益權利保護上來判斷、甄別、處罰危險個體。如《刑法修正案(八)》中第43條主要針對“打黑除惡”行動進行修改,并作為評估黑社會性質的重要評判依據。過去在經濟類、財產類犯罪量刑中,可以根據實務來進行酌定。但《刑法修正案(九)》第44條第3款提出“貪污受賄金額巨大,在提起公訴前如實供述罪刑,真誠悔罪并退贓者,可以從寬處罰”。

雖然該規定具有現實意義,但與刑法總則所明確的“統一適用于罪犯可能退贓的財產犯罪、經濟犯罪”相矛盾,有失刑法平等原則。另外,對于犯罪行為本身所造成的危害社會的罪刑,傳統刑法觀認為“危害情節顯著輕微的,不是犯罪”,但對于近年來依據刑法來進行社會治理過程中,刑法對社會的保護出現了保護前置的現象。比如對于拒不支付報酬、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社會治安活動等行為,原本可以用刑法來進行管控,但對于行政機關則因無收益而不愿管理。再如在信息網絡犯罪規定中,《刑法修正案(九)》第29條提出“中性行為犯罪化”,將客觀歸責論應用到網絡犯罪中。對于提供互聯網接入、網絡存儲、服務器托管、通訊傳輸等技術支持者,也將受到歸責處理。如此以來,對于立法處罰的范圍也進行了擴大化。

二、對刑法立法的幾點思考與建議

    (一)遵循能動立法,適當增設新罪

刑法立法在面對當前社會轉型的復雜形勢下,在立法規制上應該遵循能動性,即根據社會發展情勢而適當增設新罪。我國刑法承襲蘇聯的實質犯罪理論,將對社會的危害行為作為定罪本質內容,當達到社會危害性時則啟動刑罰權。由此來看,犯罪事實的成立,需要危害性達到一定程度,而這里的“某種程度”則具有模糊性。比如我國刑法在立法上,對于哪些行為不能容忍,則通過設置罪刑規范來進行定罪。但對于傳統意義上的“社會危害程度”的界定,如盜竊、敲詐、搶奪等罪名,在刑法上規定了數額較大時才追究刑事責任。然而,德國刑法卻規定,即便是盜竊很小的財務,如果被害人提出請求,則追究刑事責任。對照來看,德國在遵循法益保護原則上,其思路更客觀、務實、合理。

對于能動立法的解讀,學界也存在分歧。但從我國近年來所頒布的《刑法修正案》來看,多表現為多國家刑罰權的擴大,而對公民自由進行限制。由此來看,我國刑法在立法思路上,仍然體現了“工具主義”特征。盡管限定處罰范圍不是刑法謙抑性的必要內容,但刑法在立法層面基于一定程度的犯罪化,似乎模糊了犯罪的邊界。有學者提出對于刑法立法,從社會治理上應該“縮小打擊面、擴大教育面”,甚至也有學者提出“出罪為榮,入罪為恥”,似乎刑罰處罰的范圍越窄越好。當然,刑法謙抑性并未停留于文字,但卻對刑罰的處罰范圍帶來了影響。羅克辛提出“謙抑性具有指導作用,但并不能限制立法權”。從立法者視角來看,謙抑性本身是由立法者自己來判斷的,對于某種輕微的懲罰手段,比如單純性的民事懲罰,立法者享有對侵害的自行評價特權。

推進國家法治建設,比然需要從打擊各類犯罪行為上來保障社會治理。因此,對于立法者,不能僅限于消減現有罪名問題,更多的是要從犯罪化的禁止、制裁上來采取有效的措施。比如根據法治目標可以對較小的危害行為轉由非法治手段來處理,而對于難以容忍的違法行為,建議通過立法者所制定的刑法規范,依照相應罪刑來賦予被告人的辯護機會、尊重和保障其合法權利,并施以規定的處罰。對于能動立法的內容,從犯罪化肯定到新增罪名,需要結合犯罪行為進行細化分解。比如對于故意毀壞財物行為,德國刑法第303條規定了物品毀壞罪、對計算機毀壞罪、對建造物毀壞最等罪名,而我國的罪名則相對較少。因此,應該根據危害行為增加相應的罪名。如背信罪、暴行罪、泄露隱私罪、偽造文書罪、脅迫罪等等。我國在破壞環境罪規定中,并未對行為進行細化,而參照德國的破壞環境罪,則進行了細述。如噪聲污染罪、土壤污染罪、大氣污染罪、水域污染罪等等。另外,在刑罰手段上要呈現多元性,特別是根據不同刑罰規定,來靈活制定相應的內容。比如對于監禁罪主要有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拘役三種,而非監禁刑種更少;在財產刑上缺乏靈活性,在保安處分措施上,以收容教養、強制醫療為主,適用面較窄。因此,刑罰處罰體制上來加以轉變,來適應未來刑罰多元化的立法要求。

    (二)遵循理性立法,提升刑法有效性

從刑法本身來看,并非社會治理的根本,尤其是在面對犯罪行為時,只有合理的使用才能發揮其最佳效力。刑法反映了國家意志,在立法思路上要考慮到對犯罪及危害性的論證。處罰本身也可能帶來負面效果,立法者要能夠從刑法的處罰規定中來合理控制犯罪,理性防范立法權濫用。如何做到理性立法,必然需要對犯罪事實進行評估,確實是在其他措施無法預防或處罰某種行為時,才能設定罪刑規范。比如對于侵犯公眾安寧權的規定中,是否需要增加新罪,就需要從民事賠償、行政規制等方面進行評估,以仔細甄別并審慎對待。當然,對于理性本身也存在限度。法益保護原則作為現代刑法立法的指導思想,在對法益本身的保護上要考慮實際效果。比如很多國家將撥打騷擾電話作為犯罪,而我國在對該行為的法益保護上,則未必合適。同樣,對于理性立法也要防范重刑化。比如德國1998年刑法修訂上對“一般預防”引向“加重刑罰”層面;日本在上世紀90年代也曾出現重刑化趨勢,如加重殺人罪、性犯罪、傷害罪等。在我國刑法立法規定中,“無期徒刑”、“3年以上有期徒刑”等條文內容均高于其他國家,由此可見,我國刑法重刑化問題較為突出。有經驗顯示,重刑化并非是遏制犯罪的有效手段。因此,從刑法立法思路上,降低或減少“重刑化”問題是當務之急。

(三)遵循多元立法,實現犯罪分層處罰

立法多元化主要是基于對犯罪行為的分層,來設置不同的犯罪類型及法律制度。犯罪本身并不具有輕重之分,對于犯罪輕重的劃分,各國刑法也存在差異性。比如德國有重罪、輕罪之分,法國有重罪、輕罪、違警罪三類。根據不同犯罪層級,在主觀要件、未遂犯、適用范圍、時效范圍等方面也存在不同。我國刑法立法,也可以從中借鑒。

三、結語

刑法立法的合理性,不能僅依據現有刑法典來進行修正,或者根據某些犯罪問題來突出加重處罰。修正案本身所具備的“修補”功能,與刑法立法的思路還存在差異。縱觀刑法立法,擴大犯罪圈、處罰嚴厲化是總體趨勢。但對于刑法立法本身,更應該理性對待,從刑法立法的充分性、周密性、妥當性等方面來進行多方論證。

參考文獻:

[1]張建軍. 實現刑法明確性原則的立法路徑[J].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14(04):103-113.

[2]周光權. 積極刑法立法觀在中國的確立[J].法學研究,2016(04):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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