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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抑制商業研究

[收錄:2016-01-14] [作者:陳偉 李樂 ] [服務:論文代寫代發] [字體: ]
內容摘要:明代抑制商業研究
陳偉 李樂 大連大學明清史研究中心
摘要:明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實行了一系列措施,明代的抑商嚴重影響了明代經濟發展,資本主義也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使明代在大航海時代逐漸走向末路,逐漸落后于西方各國。
關鍵詞:明代;抑商;政策
明末戰亂后,明太祖為了恢復被破壞的經濟,重建社會秩序,實行了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在抑制商業上,實行了一些政策。
一、抑商政策的制定及其內容
(一)嚴禁去農從商
明代和先代一樣都...

明代抑制商業研究

大連大學明清史研究中心

摘要:明代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實行了一系列措施,明代的抑商嚴重影響了明代經濟發展,資本主義也不能得到健康的發展,使明代在大航海時代逐漸走向末路,逐漸落后于西方各國。

關鍵詞:明代;抑商;政策

明末戰亂后,明太祖為了恢復被破壞的經濟,重建社會秩序,實行了重農抑商的基本國策。在抑制商業上,實行了一些政策。本文由教育大論文下載中心www.hhrpin.live整理

一、抑商政策的制定及其內容

(一)嚴禁去農從商

明代和先代一樣都強調以農為本,以確保農業勞動力穩定,抑制農村人口向城鎮流動,禁止農業人口向非農業人口轉化,希望農民能夠穩定在土地上,同時對商人的流動也加強管理,規定行商須領取官府印制的路引,才可外出經營,并且商人外出必須攜帶的金錢必須達到一定的數目,洪武年間制定的《大明律》里規定:“凡無引文私渡關津者,杖八十。”對于在城鎮開店經營的坐商,則要求在所在城鎮辦理入戶登記手續,名叫占籍。無籍者,不許在城留居和營業。而取得占籍,又有種種規定,如沒有在本地置辦產業的商人是不允許置辦商鋪的,而且取得占籍后,還要交納商稅和門攤稅,承擔名目繁多的攤派,致使占籍者富者必貧,貧者被迫遷徙,這限制商業發展。

(二)限制商人地位

明太祖認為商人的地位不可以太高,因為他們“平時射利,高價以售,其弊百端,為害滋甚。”[ ]因此大力壓制商人的社會地位,明代立法以賤商為指導思想。洪武二十年規定:“農家許著綢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穿細紗。”將商賈與庶民加以區別,表明商賈地位低于庶民。由于上述政策的貫徹實施,使得這種賤商觀念滲透在社會各個領域之中[ ]由于上述政策的貫徹實施,使得這種賤商觀念滲透在社會各個領域之中。

(三)實行海禁

明代與先代不同,嚴格的海禁嚴重壓制了商業的發展,也使得商業的發展呈現畸形狀態。《大明律•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規定:“凡將馬牛、軍需鐵貨、銅錢、段匹、綢絹、絲綿,私出外境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駝載之人,減一等。物貨船只并入官。于內十分為率,三分付告人充賞。若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因而走泄事情者,斬。”用法律的形式確定了禁海的不可抗拒性,甚至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從禁止居民下海捕漁,到將沿海居民內遷五十里,甚至后來又廢縣徙民。到明代后期走私盛行,不過也只是一些特權階層可以下海。明代商業的發展失去了廣闊的市場,也因此逐漸落后與西方各國。

(四)實行重稅政策

明初制定的商業稅收是三十稅一,“三十分中,定例稅一,豈有重疊再取者!今后敢有如此者,雖赦不宥。”[ ]但是隨著時代的變化,對商業的征稅往往是巧立名目,洪熙元年,增加市肆門攤稅。宣德四年,順天、浙江、福建、湖廣、江西、河南、山東、山西、四川33府州縣市鎮店肆門攤稅課增加五倍。在運河沿線設立鈔關,對過往客商載貨船只征收稅鈔。據弘治年間禮部尚書倪岳述稱:戶部官員出理商稅,“往往以增課為能事,以嚴刻為風烈,籌算至骨,不遣錙珠。常法之外,又行巧立名色,肆意苛求,客商船只,號哭水次,見者興憐。”[ ]戶部官員為了增加稅賦殘酷壓榨過往商旅,層層盤剝,對商業發展造成嚴重影響。在山東臨清這種京杭運河的中轉點,商業發達,稅種也是名目繁多,戶部尚書趙尚卿所說尤為具體:京東通州河西務,先年布店計160余名,今止30余家矣。臨清,往年伙商38人,今止存2人;向來緞店30家,今閉門21家;布店73座,今閉門45家;雜貨店65家,今閉門41家。[ ]沒有約束的商業征稅形式只能加快商業的凋敝。

(五)強制掠奪商人

明代實行“合買”政策,每被選到商戶,必定破財免災,洪熙元年,副都御史弋謙奏稱:“朝廷買辦諸色物料,有司給價,十不及一,況展轉克減,上下靡費,至于物主,所得幾何?名稱買辦,無異白取。”[ ]事實上在選擇商戶的時候,那些有著官方背景的商戶可以避免,但是廣大的中小商戶確深受其害,地方官員也時常借助“合買”政策迫害商戶,榨取錢財。“刑逼威傷,致令逃死者相繼。”[ ]強制性的掠奪使的商業無法健康發展,大商戶獨占其利,商業也呈現保守性特征。

二、抑商對明代經濟的影響

明代在中后期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區域性商人團體,如明代比較有名徽商,不具備普遍意義。商人的財產不能保證,官府的一次政策可以使財產傾家蕩產,大商人也是往往投靠勛貴,形成利益團體,但是也要受到勛貴的盤剝。

在沿海地區,因為禁海的原因,走私盛行,大商人往往富可敵國,政府確沒有收到該有的稅收,在打擊海盜方面也不能形成該有的政策,先進的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因禁海也得不到發展,從南宋開始的資本主義萌芽也因為沒有廣闊的海外市場而陷入緩慢發展中,從這個意義上講,明代的抑商政策,禁錮了中國的經濟活力,使中國在關鍵時刻,丟掉了一次發展的大好時機,中國也慢慢的走向衰弱。

參考文獻:

 

[[1]]  明. 余繼登.典故紀聞[M].北京:中華書局,1981.

[[1]] 田藝蘅.留青日記摘抄[A].叢書集成初編本:第2197冊[M].北京:中華書局,1985.

[[1]]  明. 大誥三編[M).合肥:黃山書社,1979.

[[1]]  明.孫承澤.天府廣記[M].卷13“鈔關”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1]] 《明神宗實錄》卷三七六,“萬歷三十年九月”條.

[[1]] 《明宣宗實錄》卷三,“宣德二年七月”條.

[[1]] 《神宗實錄》 卷四一八,“萬歷三十四年二月”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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